1948年11月9日清晨，运河东岸冻得透骨，河面薄雾一层，100军的残部把自己排成一列，想冲过已经被炸断的桥基。钢梁悬着，桥中段空了一截，就剩三米铁骨在那儿杵着。还没想好怎么过，八纵的火力已经压上了桥头。第一波就冲垮了前沿防线，撤退还没开始，人就被打散了。

早两天的桥西，一片拥堵。碾庄镇东，车队和辎重混成一锅粥，走不了也退不回去。25军、兵团机关、后勤全卡在这条线上。南路的华野部队已经靠近碾庄以南，63军在7日自己绕道去窑湾，想找条不挤的路渡河。结果九纵老早就蹲好了，陈士章突围不成，被围在三河堰，全军覆灭。

从11月7日开始的渡河，基本就是混乱、延误、再混乱。第七兵团几万人，全押在一座铁路桥上。没有浮桥，没有备用渡线。过桥的顺序是64军打头，兵团部、44军跟着，25军压后。你想想，这座桥桥面窄到只能单向过一辆马车，全天都在排队，行军速度比赶集还慢。

64军白天硬生生磨了一整天，才全数过去。44军是等来的那支，被拖到8日下午才过完。天一黑，照明点火，桥面湿滑，还出了几回跌落意外。关键是，最后的100军根本没办法过，等着顶住八纵先头火力，桥头这边的25军工兵却准备炸桥封路。敌人在后面赶，自己人前面炸桥，这事听着就荒唐。

周至道紧张得喊人鸣枪、发令、冲到桥头拦，炸桥的命令还是执行了。桥崩塌，100军44师直接被卡在河东。没有船没有桥，剩百余人凭夜色和小舟逃过河。另一路的63军，是自己申请绕道的，反而走进九纵的圈套，整军被歼灭。到9日夜，第七兵团只剩三支完整部队和些零碎人冲过河。100军战斗力不剩什么，63军没了，阵地缩到不到20公里宽，纵深十公里。

最要命的，整个撤退关键在运河。11月4日凌晨，黄百韬接到西撤的命令，兵团下辖25、53、64、100军，八万人，还有车队、政要、随行部属，要从新安镇经运河镇、碾庄、曹八集、大许家一路向西。按天冷路干的条件，这路程很适合撤军。本来还能赶在河面没有大泥泞前走，可徐州剿总临时改了，说得等海州的44军和第9绥靖区残部会合再走。结果两天原地蹲。

两天里，部队都挤在新安镇四周十几公里的地带。有人做了编队，有人清理道路，有人准备交通工具，全停摆。夜间取水得排班，营房不够搭棚，除了加了几个路口的警戒哨，一步工事没建。更没去架浮桥。工兵和材料都在，位置也提前勘过，桥北侧正适合动工，黄百韬也早给了计划。可是工兵团是徐州剿总直属的，属于军区调配。兵团自己的工兵根本不够，架中型浮桥独立不来。命令发了，没人来。参谋不跟进，工兵指挥官不动，调令成了空话。

黄百韬这边等的是明确命令，他信只要命令下去，资源和撤退就能组织起来。问题是，上层系统反应不了。等到7日出发，再提浮桥就是废话。更荒的是，敌军的四纵、八纵、九纵一到河边，没等命令，木板、树枝、门板往河里丢，浮不住就人下水顶着当桥墩。“十人桥”真就有人命换速度。九纵追63军时，梯子拼成桥，绳子绑稳，士兵背枪趟水过河。没有工兵团，全靠敢干、敢拼。而国军有材料、有工具、有工兵，因为没人督促，浮桥连影子都没有。

到6日黄百韬见到战地视察官，第一句话还是：“徐州工兵团至今未至，浮桥仍未动工。”这是当场的话，不是回头抱怨。他早知道浮桥重要，也知道应该谁负责，但没派人盯进度，也没副官驻桥口监督。他以为布置就等于落实，结果整支兵团陷进“有人布置、没人执行”的瘫痪里。

最后的过河变成一条命令链里的空档，直接葬送了几万人。从战后清点来看，七兵团损失三万人，大多是非战斗减员，堵路、掉队、渡河被伏击、撤退失败。黄百韬最后的“为什么不架浮桥”，是明白了这不是战术失误，是体制本身的病。